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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圣地——屈家岭
时间:2011/11/7 9:14:38 来源: 作者:荆门市社科联 编写 浏览次数:6456

农耕圣地——屈家岭


(“中国农谷”建设参考资料)
湖北省社科院荆门分院

荆门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编写
2011年11月
目录

 

一、屈家岭文化(1)

(一)关于屈家岭文化(1)

1、屈家岭文化的含义(1)

2、屈家岭文化的时代(2)

3、屈家岭文化的分布范围(4)

4、屈家岭文化的遗址(4)

5、屈家岭文化时期的社会形态(5)

6、屈家岭地区最早的人种族属(8)

7、屈家岭文化的来源、去向及与其他文化的关系(9)


(二)关于屈家岭遗址(12)

1、屈家岭遗址的发现(12)

2、屈家岭遗址的发掘(13)

3、屈家岭遗址的出土器物(15)

4、屈家岭遗址的器物解读(16)

5、屈家岭遗址的价值和影响(19)

二、屈家岭农耕文化(22)

(一)农耕文化的起源(22)

1、黄河流域农耕文化发展历程(22)

2、长江流域农耕文化发展历程(24)

 

(二)屈家岭农耕文化的特点(26)

1、农耕工具文化(26)

2、种植文化(27)

3、养殖文化(30)

4、渔猎文化(31)

(三)屈家岭农耕文化与仰韶、河姆渡农耕文化(32)

(四)屈家岭文化与神农文化(34)

三、屈家岭农垦文化(37)

(一)五三农场历史背景(37)

1、成立背景(37)

2、成立过程(38)

(二)五三农场开发建设(41)

1、初创时期(41)

2、“大跃进”与调整恢复发展时期(44)

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时期(46)

4、进入新世纪时期(48)

(三)五三农垦精神(52)

 

 

   一、屈家岭文化
   屈家岭文化是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期代表性的原始文化,它是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齐名的新时期文化,是长江流域与三星堆文化、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齐名的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代表性原始文化。
   (一)关于屈家岭文化
    1、屈家岭文化的含义
    屈家岭文化与我们通常所讲的文化概念不同,它属于考古学范畴的概念。为什么称屈家岭文化呢?有以下三层含义和原因:第一,是因为这种代表性的原始文化遗址最早先发现于湖北省直属五三农场屈家岭队(今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屈家岭队),按照考古惯例即以该遗址所在地地名来命名,而其他反映同时期文化面貌的许多遗址就没有幸运作为这一时期文化的代表性名称了;第二,是指屈家岭文化是新石器时期长江中游及江汉平原地区代表性的原始文化;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屈家岭遗址是一处彩陶(以黑陶为主)文化遗存,因其具有鲜明的江汉平原的特点,文化面貌有别于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这种代表性化(主要分布在北方),也与洞庭湖以南的几何印纹陶差别较大,所以有必要将其单独命名为屈家岭文化。
    2、屈家岭文化的时代
    根据碳14测定表明,屈家岭文化存在的时间距今约5300年到4600年,相当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阶段,大约经历了800年的发展历程。屈家岭文化所处的时代属于新石器时代。
    毛泽东同志诗词中的“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概括了人类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其标志是以石器的出现作为猿与人的区别。考古学上称这一时期为石器时代,并根据工具的形状和使用的复杂程度,将石器时代划分为三个独立的阶段,即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使用打制石器为主的时代叫做旧石器时;使用打制石器,也有用磨制石器的时代叫中石器时代;使用磨制石器为主的时代叫做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在考古学上是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大约从1万年前开始,结束时间从距今5000多年至2000多年不等。一般认为新石器时代有3个基本特征:一是开始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二是发明了陶器;三是出现了原始农业、养畜业和手工业。特别是原始农业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特征,或者说是新石器时代革命的主要内容。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已经能够制作陶器、学会纺织,开始从事农业和畜牧,将植物的果实加以播种,并把野生动物驯服以供食用。人类不再只依赖大自然提供食物,因此食物的来源变得稳定。同时农业与畜牧的经营也使人类由逐水草而居变为定居下来,从而节省下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这样的基础上,人类生活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改善,开始关注文化事业的发展,使人类开始出现文明。屈家岭文化遗址出土的器物包括石器、陶器,家畜遗骸,聚落遗址等等都反映出了鲜明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征,与先后出现的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等共同反映了光辉灿烂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
     3、屈家岭文化的分布范围
    屈家岭文化的分布范围十分广阔,包括以江汉平原为中心,东起大别山南麓的黄冈、鄂州,西至三峡地区的巫山——大巴山、武当山,北到豫南的桐柏山、鄂东北的大别山,南抵洞庭湖北岸。其分布范围可以分为四区:江汉平原区、鄂西区、湘北区和鄂东区,江汉平原是其核心区域。
     4、屈家岭文化的遗址
     屈家岭文化除了最早发掘的湖北省五三农场屈家岭遗址外,经过20世纪50至80年代的两次大规模的文物普查,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约有3000处,其中经过正式发掘和试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有几百处,包括从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各期段遗址。其中,湖北省境内的有钟祥市六合遗址,京山县油子岭、朱家嘴、宋河长山、永兴泼树龄、永兴周熊湾、永兴周湾、钱场白家岭、三阳贺畈遗址,东宝区百亩畈遗址,掇刀区团林谢家院、萧岗遗址,沙洋县拾回桥萧场、五里铺踏车畈、后港草家湾、后港叶家湾、毛李荆家城遗址,天门石家河遗址、宜都红花套遗址、武昌放鹰台遗址、枝江关庙山遗址、松滋桂花树遗址、公安王家岗遗址;湖南省境内有澧县三元宫遗址、安乡划城岗遗址、华容车轱山遗址;河南省境内有淅川下王岗、黄楝树遗址等。
     5、屈家岭文化时期的社会形态
     屈家岭文化遗址系统、全面的反映出我国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文化面貌。对于研究我国原始人类聚落的起源与发展,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氏族社会亦称氏族公社,是以血缘为纽带结成的社会基层单位,它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基本贯穿于新石器时代始终。氏族社会初期是以母系血缘为纽带的母系氏族社会。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末期,逐渐过渡到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父系氏族社会。从此,男权的时代开始了。这种变革是同当时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男子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大,社会中心自然发生了必然的偏移。后期仰韶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山东的龙山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和下游的良渚文化等均属于父系氏族社会文化的代表。
     根据屈家岭遗址第二、三次发掘的考古资料,屈家岭文化时期的社会形态及其历史沿革可分为连续发展的六个发展时期。
     第一期:在距今5720年前后,屈家岭遗址的先民开始在此世代长期定居,此时期尚处于以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母系社会发展阶段,是当时一个“母系家庭”的定居遗址。
     第二期:在距今5650年前后,此时屈家岭这一“母系家庭”已发现或掌握了快轮制陶器这种划时代的先进生产技术。
     第三期:在距今5580年前后,从这时期墓葬出土情况看,原来这个“母系家庭”已经随着公有制发展为私有制,而瓦解分化为若干个不同的“父系家庭”,遗址的先民已进入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父系社会发展阶段。
     第四期:遗址在第二次发掘的遗物中已发现这一时期的“陶宜”,这是“父系社会”祭祀和生殖器图腾崇拜的典型标志物。
     第五期:遗址上开始出现少量的“彩陶纺轮”这种最早的原始货币,说明原以物易物的物质交换,已发展为有货币这种等价物的商品经济;同时,从遗址上已发现死后一无所有的墓主分析,又可说明同一遗址上的各个“父系家庭”已出现了贫富分化。
     第六期:从遗址上大量出土的“彩陶纺轮”这种原始货币和同时存在“一无所有”的墓主分析,说明在商品经济的发展更加繁荣之后,仍存在一无所有的“穷匮者”。
     通过对上述屈家岭六个不同时期的发展沿革的分析考证,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屈家岭文化在当时的社会形态和发展历程。原始人在使用打磨石器做为生产工具的前提下,学会制陶、纺织、耕种、渔猎、形成聚落,由于男子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大,成为社会中心,进入父系社会。
     6、屈家岭地区最早的人种族属
     生活在屈家岭地区的先民是一些什么人呢?
    通过对屈家岭遗址的发掘,发现早在5000年以前,屈家岭地区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栖息、劳作。从民族学角度看,“三苗”可能就是屈家岭最初的主人。“三苗”是屈家岭的先民主体,是当时屈家岭及整个江汉地区的主体族群。当然,可能在当时的屈家岭区域上也存在着“少数民族”。
    根据现存文献记载,三苗是生活在江汉地区的远古部落。三苗还有很多其他的名字,如“有苗”、“苗民”、“南蛮”等。夏商时期,被称为“荆”、“荆蛮”、“荆楚”、“楚荆”的,都是三苗的遗部。西周以后,自中原南下的楚人入主江汉地区。这里出现了郧、风等古国,属于“汉阳诸姬”。春秋时期,楚国跨汉东征,屈家岭成为楚国的一部分。
     7、屈家岭文化的来源、去向及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关于屈家岭文化的来源。一种意见认为,屈家岭文化与大溪文化在部分地区互相重合,有明确的地层叠压关系,陶器有承袭、演变的因素,因而是直接继承大溪文化发展来的。另一种意见认为,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湖北黄冈螺蛳山遗址为代表的一类遗存,应是探索屈家岭文化渊源的线索。有的更进一步提出,由螺蛳山遗存直接演变为典型屈家岭文化,而大溪文化则发展成具有地区特征的屈家岭文化。这一问题有待于通过积累更多资料和深入研究来解决。
    关于屈家岭文化的发展去向。现已明确是郧县青龙泉上层(即第三期文化)、房县七里河、天门石家河、当阳季家湖下层、松滋桂花树上层一类文化遗存,目前暂统称为“青龙泉三期文化”。青龙泉遗址上层出土的小口高领罐、圈足盆形甑、直口缸、喇叭口杯等器形,都直接继承晚期的屈家岭文化而来;仍然沿用的少量彩陶,特别如彩陶纺轮、外表涂饰红衣后施以错乱黑彩的陶器等,也都与其前身屈家岭文化有密切联系。目前暂归入“青龙泉三期文化”范畴的遗存,分布地域较广,延续时间较长,其年代大体与中原的龙山文化相当,部分器物上也有若干相似之处,尤其是在南北相毗连的鄂西北、豫西南两地区,关系更为密切。因此,有人把江汉地区继屈家岭文化之后的这类遗存,称作“湖北龙山文化”。也有人把湖南地区与之相当的遗存都包括在内,泛称为“长江中游龙山文化”。今后,应通过发掘有代表性的遗址和深入分析研究,将此类遗存作为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另行正式命名。
     关于屈家岭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屈家岭文化的北部外围分布区,已到南阳地区伏牛山南麓一带,这里原是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后来屈家岭文化扩展及此,并与黄河流域腹地的末期仰韶文化和早期龙山文化先后发生接触和交流。例如,在具有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性质的河南禹县谷水河第三期和郑州大河村第四期文化遗存中,分别出有双腹豆、高领圈足壶、高圈足杯、盆形瓦足鼎等,都与屈家岭文化的器形相同或近似,显然是屈家岭文化影响的结果。在陕县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中和青龙泉中层,又都存在喇叭口红衣小陶杯、圜底罐形鼎等相似的器物,反映了与屈家岭文化相互间的联系。

     (二)、关于屈家岭遗址
     屈家岭遗址地处大洪山南麓与江汉平源的交接地带,为中纬度内陆,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整个遗址座落在两条丘陵岗地之上,其中心遗址为弯弯的青木挡河和青木河所环绕。北倚连绵起伏的太子山,东望九条岭,西南是地势平坦一马平川的江汉平原。现属于屈家岭管理区(原五三农场)屈家岭办事处屈家岭队,中心地理座标为东径110°50″、北纬30°50″。
     1、屈家岭遗址的发现
     建国初期,中南军政委员会和湖北省人民政府决定在京山、天门、钟祥三县交汇斜跨约三百里荒芜的地方建立国营农场,并取名为湖北省国营五三农场。1954年夏季的一场洪水,淹没了刚开垦出来的农田。为了彻底治住水患,这年的冬季,开始了石龙过江水库的建设。当石龙干渠修至屈家岭生产队西古柏树10米处时,农工们挖出了大量红烧土块和石器。一工程技术人员看到之后,在脑子里第一反映是这可能是古文化遗存,并立即上报水库文物工作队。也就是从那时起,考古工作者在湖北五三农场屈家岭队首次出现和发掘了这种文化遗存,长江流域的史前文化考古工作开始迈出了第一步。
    2、屈家岭遗址的发掘
    屈家岭遗址在1954年发现后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工作。
    第一次,于1955年2月,由湖北省石龙水库指挥部文物工作队负责,进行小规模的试掘。
    第二次,于1956年4月至1957年2月,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云鹏先生主持。这次发掘面积大,共开探方197个,发掘面积为858平方米。这次发掘材料经整理研究,编成《京山屈家岭》一书,并正式将其特有的文化特征命名为“屈家岭文化”。同时发现的有:石女山遗址、古城口遗址、上刘家畈遗址、朱家咀遗址等。
    第三次,于1989年7月,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荆州博物馆联合,在该遗址的北部进行了第三次发掘,发掘面积87.5平方米。这次发掘新发现了与屈家岭文化类型有着渊源关系的“前屈家岭文化”,使得屈家岭类型谱系更加明朗。
     此后,于1998年5月,由湖北文物考古研究所、荆门市博物馆、京山县博物馆及五三农场文化部门联合对屈家岭遗址及周围进行了全面调查、勘探,并绘制出屈家岭遗址平面图。在屈家岭遗址以东新发现了三处屈家岭文化遗址,为研究“屈家岭类型”与“屈家岭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为研究屈家岭文化这一社会组织的内部结构提供了重要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3、屈家岭遗址的出土器物
    通过对屈家岭遗址的三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时期的生产、生活用具。其中包括:
    陶器:属于彩陶。质地以泥制为主,夹砂陶较少。陶色以黑色、灰色为主,另有少量红陶及桔黄色陶。制作工艺多为手制,但快轮制陶已普及。陶器表面光洁,似经过打磨。还有陶制环球、鸡、狗等装饰品。尤其是大量薄如蛋壳的彩陶纺轮,有别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并在技艺上超过了它们。
    石器:属于新石器时期。多为磨制,制作水平已相当高超,器形有方斧、铲、锛、凿、镰、箭头等。
谷壳:大量含有粳稻的红烧土块、猪狗残骸等。
    建筑:房屋建筑多为方形或长方形地面起建式。具体工序:基础部分先挖大浅坑,其间伴随有奠基祭祀的仪式,然后,从外面搬运干燥的泥土铺垫浅坑,再在其上铺撒红烧土以隔潮,室内地面选用干燥的土铺在红烧土上。或者先挖墙基槽,然后立木柱建筑墙体,最后造房架。墙体有二种构筑方法,即夹板堆筑法和土坯垒砌法。屋顶为侧面起脊,室内布局有单间和分间(二间或二间以上)二种。
     墓葬:形制以竖穴土坑墓为主。成人墓多集中于氏族公共墓地,多单人仰身直肢葬,有拔掉上侧门齿的现象。小孩墓多圆形土坑瓮棺葬。葬具通常是在一个陶碗上对扣一陶盆或用两个陶碗对扣。
     4、屈家岭遗址的器物解读
     在屈家岭遗址中,发现了房屋建筑遗址,大量的石器、陶器、骨器,农具、生活用具、渔猎器具、陶纺轮等器物,以及大量含有粳稻谷壳的红烧土块、猪狗残骸等。从这些出土器物中我们可以解读出以下信息:
     屈家岭遗址的社会建构:屈家岭人已处于父系氏族社会的繁荣时期。根据出土文物,表明屈家岭人当时过着定居的生活。
屈家岭遗址的产业方式:屈家岭人已形成了以种植粳稻为主的农业,以渔猎、畜牧和纺织为辅的部落制社会产业结构。
    屈家岭遗址有高超原始艺术:有许多造型规整、胎质薄如蛋壳的彩陶器,有绘有各种纹饰的纺陶轮,以及种类繁多、造型生动的陶塑动物等工艺品,说明当时人们除了劳动生产之外,还从事一些文化艺术实践。
    屈家岭遗址有发达的手工业:屈家岭的手工业主要有陶器、石器制作业,酿酒业,纺织业。出土有陶杯、陶盏等饮酒器皿,表明当时的农业种植面积在不断扩大,生产水平在不断提高,已有多余的粮食用来储存、酿酒了。纺织的出现是史前社会经济发展和进步的标志之一。屈家岭文化中发现了大量彩色纺轮,其中以彩陶纺轮最有特色,这说明当时的纺织业技术发展已到了较高阶段。
    屈家岭遗址表明,荆门地区是中国农业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屈家岭遗址中出土的红烧土块,含有大量粳稻谷壳,证明我国水稻栽培至少有4600年的历史,推翻了原来中国水稻生产起始于3700年前的旧论断,把中国水稻的原产期向前推进了千年,并且推翻了我国水稻源于外国的传统说法,充分证明我国是世界水稻的原产地之一。
    屈家岭遗址表明,荆门地区是中国城市文明的源头之一。发掘的房屋建筑遗址主要有墓葬和房屋。经过对遗址仔细观察和分析发现,这个遗址不是单纯的家庭居所,而应该是一个氏族集体生活的聚落。屈家岭文化的聚落已有古城的出现,在时间上将我国古城出现的时间至少提前了几百年。在中国古代城市建筑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意义。
     5、屈家岭遗址的价值和影响
    屈家岭遗址是屈家岭文化之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处重要遗址,是长江中游及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一个重要的古文化遗址,是长江中游及江汉地区史前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该遗址文化堆积深厚,文化内涵丰富,保存基本完好,是我们研究长江中游及江汉地区史前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环境状况的不可多得的重要遗址。
    在研究屈家岭文化的起源问题上占有重要地位。屈家岭文化的起源是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对该遗址的保护和研究,必将为研究屈家岭文化的起源提供重要线索。屈家岭文化遗址的许多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诸如遗址的形成,整体布局,内部结构,遗址的分布和类型的划分、年代和文化分期、文化渊源和发展去向、族属与大溪文化的关系、在研究中国社会发展史中的学术价值,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及其贡献等等,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
     在聚落形态的研究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屈家岭文化时期,聚落已出现了初步分化,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促使财富逐渐向少数有权势的部落首领聚集,从而导致聚落的分化。屈家岭文化聚落分化的主要标志是:出现特大型中心聚落、中型中心聚落和一般聚落的差别。而屈家岭遗址则属于特大型中心聚落。
    屈家岭遗址证明了长江中游及江汉地区是水稻种植的重要源头。屈家岭人的农业生产已进入大发展阶段。在城址和聚落地点的选择上,更加注重对农业生产条件的考虑。他们在选择城址和新的聚落地点时,很大程度上是以它是否适于稻作农业生产为取舍条件,而发展稻作农业首先要解决的是水源问题,因而屈家岭文化时期出现了较复杂的人工灌溉系统。在屈家岭聚落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稻谷遗存,为研究当时稻作农业生产水平,提供了重要资料,同时也推翻了中国水稻外来的说法。
    屈家岭遗址反映了屈家岭人的纺织手工业方面有了突出的进步。屈家岭遗址发现了大量的纺轮,其形态由过去单一的厚重型演变为轻薄型,变化的原因是由于当时掌握了自然纤维的脱胶技术,能够使纺纱用的纤维变得柔软。彩陶纺轮大量的出现,不仅是原始文化艺术的反映,而且也是纺织手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屈家岭遗址反映了屈家岭人在制陶业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在屈家岭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蛋壳彩陶,且制作精致,是其它遗址中少见的。大溪文化晚期开始出现快轮制陶,到屈家岭文化时期,快轮制陶已得到普及。快轮制陶是手工业领域的一次重要革命,以前用手工或借助慢轮制,制陶业只能局限于家庭手工业范围内。快轮制陶出现以后,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制陶工艺,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从而使社会化生产和制陶业内部分工成为可能。

     二、屈家岭农耕文化
    (一)农耕文化的起源
     农耕文化是指以农耕生产为主的一切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农耕技术、石器、陶器生产,定居方式、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等方面内容),是古代与游牧文化、海洋文化齐名的文化形式。中国农耕文化的起源可以上溯到1万多年前,是小米和大米的起源地,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被现今学术界认为是中国的原始农业的两大起源区。北方黄河流域主要种植小米,南方长江流域主要种植大米,分别经历了萌芽期、确立期和扩展期等三个发展历程。
     1、黄河流域农耕文化发展历程
     萌芽期:据目前考古发现可知,人们认为黄河流域是小米的起源地,但一直没有事实证据证实。20世纪50年代,西安半坡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小米(粟)。半坡遗址属于仰韶文化。仰韶文化的年代大体上是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以后又在仰韶文化的其它遗址中都发现有两种小米(粟、黍)。20世纪80年代,在河北武安磁山、甘肃大地湾、辽宁新乐和沈阳等地也发现了小米。年代都是公元前6000多年。21世纪之初,在北京西郊的东胡林遗址,发现了距今一万多年前的小米。
     确立期:即公元前7000年到公元前5000年时期,相当于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这个阶段。这个时期,农业在人类生活中间已经确立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农业产品已经成为食物的重要构成部分。
    扩展期:即龙山时代,年代约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这时,农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向外传播,东到朝鲜半岛、日本九州岛;向西到甘肃、新疆、中亚;北到俄罗斯远东地区;往南到长江流域一些水利条件不好的地方。
     2、长江流域农耕文化发展历程
     在南方长江流域,稻作农业的发现也有一个相似的过程。中国是世界上水稻种植历史最悠久的国家,至今已有一万年以上的水稻种植历史。江西万年县仙人洞与吊桶环遗迹、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浙江浦江县上山遗迹的考古研究证明,我们的祖先早在一万多年以前已经开始驯化和栽培野生稻。在距今七千多年以前城头山遗址,水稻生产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湖北京山县的屈家岭遗址、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新石器文化,留下的大量稻谷遗存、骨耜(耕地农具)等遗存,充分说明了当时稻作农业的高度成就。
      萌芽期:距今一万年以前。1993年在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遗址年代是公元前1万多年,其中找到了稻谷的植物硅硅酸体。在这同时,在湖南省南部道县玉蟾岩,发现了两粒稻子,同时也有硅酸体,年代是公元前一万多年。这个时期,刚刚开始栽培,稻子在当时人们的食物的构成里面不占重要的地位。
     确立期:以湖南常德城头山为代表,年代为公元前7000年到公元前5000年。20世纪80年代,在湖南洞庭湖西边的澧县,发现一个遗址叫做彭头山。这个遗址也发现了很多红烧土,里面有稻谷壳,而且彭头山遗址发现的陶器里面也掺着稻壳,都是栽培稻,不是野生稻。这时谷物已经大量的出现。
     发展期:以浙江河姆渡文化,湖北屈家岭文化为代表。这个阶段已经发现有农田了。1954年,在屈家岭地层中发现了大量的稻谷遗存。经鉴定,这个稻子是栽培稻,品种属粳稻,时间为公元前2000多年。河姆渡遗址的年代是公元前4500到5000年,也就是离现在6500到7000年,出土有大量的稻谷壳、稻叶,经换算也是多少万斤。同时还发现了70多个翻地的骨耜和一块大米饭锅巴。
      (二)屈家岭农耕文化的特点
     屈家岭农耕文化无论从其生产工具、农业种植以及由此而衍生的渔猎、家畜驯养等有其独特的农耕文化内涵和特点。
     1、农耕工具文化
     石器:屈家岭农耕文化的生产工具,以石器最多。石器制作属磨制,且小巧精致,形制工整,棱脊明显,刀部锋利,反映了当时工艺技术上的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
     屈家岭文化石器中,用于农业生产的,主要有斧、锛、铲、锄、镰、刀等;用于渔猎的,有网坠、镞、盘状器、球等;用于制作生产工具的,有凿、钻、砺石等;用于加工谷物的,有杵等。当然,对于某些石器来说,这种功能上的划分只相对的,因为有好多石器可以一器多用。例如斧和锛,就既可以用于农业生产,也可以用来劈柴或加工木料,甚至还可以用作武器。当然这样说并不否定每种石器都有自己的主要用途或专门用途。在所有的石器中,直接或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工具,要占总数的80%左右。
    骨器:屈家岭文化出土的骨器主要有镞、凿、匕、鱼叉、鱼钩、锥、针、刀等。从用途看,镞、鱼叉、鱼钩属渔猎工具,其他属于手工或日用工具。因受骨材本身的限制,骨器大都比较细小,但却比较精致。
     骨器中镞的数量最多,有些遗址骨镞的数量超过石镞。骨镞的形态也比较复杂,一般以圆锥形为主,其次为三棱形,也有少数为扁锥形、树叶形的。大多数镞都有铤,且分化明显。与石镞相比,骨镞的特点是更为锋利和轻便,推测两类镞在射猎对象及射距远近上有某种程度的分工。
      2、种植文化
      水稻种植:屈家岭文化的稻作遗存最早发现于屈家岭遗址,这也是长江中游第一次发现史前的稻作遗存。
     屈家岭文化出土器物表明,江汉区域早期的农业生产,是以稻作为主的,属于我国传统的水稻种植区。同时,也说明长江中游及江汉地区是我国水稻种植、农业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1956年,中国科学院院长丁颖教授对这些谷壳进行了观察和鉴定。他在考察报告中写道:“羼在土中的谷壳,一般可以看到淡杆黄或灰杆黄色,与当今栽培的品种相同。把碎片放大,可以看到稻面有齐整格子形的颗粒状突起,稃棱和稃间有显着的茸毛,稃端有芒的断痕,这似乎是一个成熟未完全的谷壳粒,从芒的断面看,芒是很粗长的。护颖仅见痕迹。”“根据较为完整的十个谷壳标本的测定结果,最长的7.5毫米,最短的6.8毫米,平均6.97毫米;粒幅最大的3.8毫米,最小的3毫米,平均3.47毫米;长幅比最大的2.33倍,最小的1.84倍,平均2.01倍。”他的结论是:“从图片的稃毛、粒形和标本测定看,这些谷粒当属于粳稻,且在我国是比较大粒的粳型品种,与今天栽培的粳型品种最为相近。”
      水利灌溉:早在6300多年前长江中游汤家岗文化就已出现了与水田配套的原始灌溉系统。从汤家岗文化到屈家岭文化,其间相隔一千多年,那么屈家岭文化的水田灌溉系统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最能反映当时灌溉系统情况的是中心聚落的环壕工程。城垣和壕沟工程的规模如此之大,即便放在今天,也是需要花费很大力量才能完成的。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屈家岭文化时,已具备开挖较大水利工程和灌溉系统的能力。
      如果作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屈家岭文化城址内外的人工水系,实际上已具备灌溉的功能。理由是:中心聚落在构筑巨大城垣的同时,都对城内外的水系进行了严格的规划。这些水系的共同特点是以环壕(护城河)为中心。壕沟与城址附近的河湖相通,有的河流本身就被利用作为环壕的一部分,这样就保证了环壕的水源,同时也可把多余的水排出去。壕沟通过城垣的水门,还可以控制城内的排灌。
     农业收成:屈家岭文化以前,长江中游以稻作为主的农业经济虽然已有所发展,但从社会消费的总体水平看,粮食仅能维持氏族生存与繁衍的基本需要,因为至今尚未发现任何一种证据能够说明粮食有了剩余。到屈家岭文化时期,情况出现了根本的变化。大量迹象表明,此时粮食在维持生计的前提下,已开始有了一定剩余。如屈家岭文化中出现了大量小陶杯,其数量比例远远超过任何一种陶器,许多研究者都认为这种小陶杯是一种酒器。如果农业不丰收,没有多余的粮食,普遍酿酒是不可想像的。再如屈家岭文化层中发现大量家猪的牙齿,这也说明粮食比较多了,因为家畜的饲养水平与农业的发展直接相关。
      3、养殖文化
     屈家岭文化时期出现了畜禽养殖。那时,饲养家畜已成为新的谋生手段,并在经济社会中逐渐显得重要。伴随着狩猎技术的进步,生活中开始出现了剩余的产品(食品),于是人们将一时吃不完的猎物圈养起来,于是就出现了人类第一批家畜。在屈家岭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猪、狗等家畜的骨骸,还出土了一些形似鸡、羊之类的陶塑制品,很可能是氏族家庭饲养的禽、畜造型。
     4、渔猎文化
     新石器时代晚期,江汉地区的经济发展比较快,大体上与黄河流域齐头并进。渔猎经济作为人们谋取生活资料的补充手段,还在继续进行,且有着不同程度的发展。不过,由于有更为广泛的植被和水域,采集和渔猎经济比黄河流域更为普遍与持久。渔猎,是人们在生产力很低的情况下获取动物性食品、维持生存的重要途径,是对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的一个补充。屈家岭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渔猎工具,主要有镞、石球、盘状器、鱼叉、鱼钩、网坠等。屈家岭遗址紧邻古云梦泽,有大片水域和沼泽,又背靠大洪山余脉,低山平丘连绵,植被丰富,这样的环境不仅非常适宜农业生产,同时又方便上山狩猎和下河捕捞。
    屈家岭遗址中出现大量的田螺、蚌壳等,是当时渔猎经济存在的又一佐证。同时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当时的渔猎采集经济对于当时人们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屈家岭遗址,位于青木垱河河道干上,高出河床也不过2-10米,非常适合渔猎采集。

    (三)屈家岭农耕文化与仰韶、河姆渡农耕文化
    1、分布区域。屈家岭文化主要分布在长江中游;仰韶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一种彩陶文化。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一带、以秦晋豫三省为核心的中原地区,以陕西大部、河南西部和山西西南的狭长地带为中心,东至河北中部,南达汉水中上游,西及甘肃洮河流域,北抵内蒙古河套地区;河姆渡文化是分布在长江下游地区。
     2、生产工具。屈家岭农耕文化的主要生产工具是石器,且形式多样,但骨器不多。具有代表性的斧、锛、凿、镞等。石器制作属磨制,且小巧精致,形制工整,棱脊明显,刀部锋利;仰韶文化的生产工具以较发达的磨制石器为主,常见的有刀、斧、锛、凿、箭头、纺织用的石纺轮等。骨器也相当精致;河姆渡农耕文化的石器数量和种类都不算丰富,主要生产工具有斧、锛、凿三种,器形较小,磨制不精,尚留有不少打击和琢制的痕迹。但其骨器比较进步,其中有代表性的农具是翻耕土地的骨耜。骨耜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制成,肩臼处一般穿凿横銎,骨质较薄者则无銎而将肩臼部分修磨成半月形。


    3、社会经济。屈家岭文化社会经济形态是以稻作农业为主,兼营狩猎的一种原始社会结构;仰韶文化处于原始的锄耕农业阶段,采用刀耕火种的方法和土地轮休的耕作方式,生产水平仍比较低下,各地氏族部落过着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主要从事农业生活,农业生产仍以种植粟类作物为主。同时饲养猪、羊等家畜,兼营狩猎、采集和捕捞水中的鱼蚌。原始手工业也比较发达,制陶业、石器制造和其它手工业技术在各种类型的氏族经济生产中普遍得到推广和传播,一些先进技术已影响到长江流域和东北、西南地区;河姆渡文化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是以稻作农业为主,但除渔猎外,还兼营畜牧和采集。
    (四)屈家岭文化与神农文化
    从生活的时代、活动的地域看,屈家岭文化应当就是传说中炎帝神农文化,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屈家岭人应当属于炎帝神农氏部族。炎帝神农氏的遗迹以长江支流的汉水中游最为多见,以随州的厉山最为集中。学术界大多认为,炎帝神农氏部族是一个极其庞大的部落联盟,其活动范围更是包括了秦岭以南的整个广阔的汉水中游和上游及更广的地域,但其活动中心在汉水中游一带,所以屈家岭毫无疑问是其活动的范围。因此屈家岭人乃至整个汉江地区原始先民的人文始祖其实就是炎帝神农氏。由此可以判断出,处于天堑长江北岸、汉水之东的屈家岭文化遗址,在当时来说毫无疑问是炎帝神农氏部落的一个重要的居住、活动中心。
    从史实与神话两者的结合来看,炎帝神农是中华民族之祖、农业之祖、医药之祖、商贸之祖、音乐之祖等。炎帝神农氏“始种五谷以为民食,制作耒耜以利民耕,遍尝百草以治民恙,织麻为布以御民寒,陶冶器物以储民用,日中为市以为民生,制弧剡矢以抵侵凌,台榭造屋以安民居,削桐为琴以怡民情”,通过对比屈家岭遗址中出土的种种用于生产生活器物,包括陶器石器、谷物颗粒、家畜的骨骸及建筑的遗址等,由此可以判断出屈家岭文化和炎帝神农氏是同一时期的文化现象。通过这些古文化遗迹我们可以看出炎帝神农氏为中华民族摆脱蒙昧、走向文明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炎帝神农氏所创造的农耕文化,是灿烂的华夏文化的根基,他的创造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灵魂。
     “同祖同宗是炎黄,同根同脉是汉唐”。炎帝神农文化是传承几千年的中华民族文化之源,是凝聚全世界炎黄子孙的民族之魂,更是激励华夏儿女不屈不挠、顽强拼搏、创新奉献的精神之光。2005年底,国家文物局决定将屈家岭遗址纳入国家100处大遗址保护规划。2011年,湖北省及荆门市决定在屈家岭打造“中国农谷”,就是古为今用、借“势”而为,进一步弘扬屈家岭农耕文化传统。

      三、屈家岭农垦文化
    (一)五三农场历史背景
    1、成立背景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全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建设新时期,中央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到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上,大力恢复为战争所破坏的国民经济,努力恢复经济秩序,巩固革命成果,为下一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度奠定经济基础,为实施大规模经济建设积累经验。为此,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在农业方面的一项很重要的措施就是在全国各地兴办一批国营农场,比较典型的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东北三江流域国营农场、滇南海南的国营胶场等,其目的是集中国家力量,开垦荒地,建立一批商品粮基地和工业原料基地,为社会提供粮食、工业原料和副食品,逐步建设成为现代化农业的生产基地,解决当时严重存在的粮食不足和工业原料短缺的局面,五三农场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建立的。
    2、成立过程
    1952年8月,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的李先念同志派周季方(五三农场第一任场长,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已离休)同志到荆门、沙洋、天门、京山交界的荒地创办农场,当时湖北农林厅厅长徐觉非同周季方于1952年9月,到荆门县沙洋一带探荒,路经京山县杨家峰,发现一大片荒地和水汪汪的沼泽地带,旱地上长满了白茅草,水泽地长的是芦苇,泥土是沙壤土,适合种庄稼,方圆几十里内,东面和北面是大片的丘陵和山地,南面和西面是大面积的平原荒地,面积很大,适宜大规模开垦建设农场,并向省委汇报。
    早在第一次革命战争时期,1930年以后,这一地区就是红二方面军贺龙洪湖苏区的游击区。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李先念所部新四军第五师鄂豫边的江汉军区的抗日根据地一部分,是五师的重要经济来源和兵源的补充地,同时又是国民党军队和敌伪的犬牙交错之地。这里位于京山、天门、荆门、钟祥、潜江四县边缘地带,是具有光荣传统的老革命根据地,群众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斗争经验,省委同意在此建立国营农场。
     1952年11月7日,周季方一行六人乘坐一辆破旧的美式吉普,从汉口出发,奔赴荒原开荒。经过一路艰难第二天才在荒原中心下洋港区政府落脚,这里虎狼成群,野兽为害,血吸虫泛滥,当地群众都染上了血吸虫和血丝虫病,到处都是大肚子和粗腿子,还有解放初期未剿尽的土匪,外部条件很差。为了便于开荒生产,农场的指挥中心由下洋港区政府迁到黄家台,后又从黄家台迁到潘家台,农场的临时场部也设在潘家台。刚进入荒原,没有测绘的资料和地图,探荒队伍就地目测,绘出草图,详细记载荒原、丘陵、山区,以便耕作安排。正在这时(1953年初),李先念同志来场视察开荒,随后省里派勘测队来测绘地图,进行总体规划。勘测队分派两路人马,用马匹驮着行李、干粮,从易家岭出发,经荒原、丘陵、山区进行实地观测绘图,历时将近一个月,把荒原和山丘分成了长滩埠、何集、高湖、坡子湾、蒋家湖几个居民点,也就是后来的生产队、作业区、分场的所在地。
     1952年12月,湖北省委把襄阳吕堰驿农场和大冶阳新农场一部分职工连同机具于1952年12月调给五三农场,武汉市政府将市内三百多名失业工人调给农场,省里还调来参加荆江分洪和汉宜公路建设的五百余宜昌工人,一支千余人的开荒大军就组建起来了,这就是五三农场最早的一批开拓者。
     五三农场于1952年11月7日筹备建场时的原名是“国营沙洋机械农场”,后来为了避免与省公安系统的“国营沙洋农场”混淆,于1953年10月22日以当年建场年号正式命名为“国营五三机械农场”,又于1956年定名为“湖北省国营五三农场”。本场在“五山三水”之间办场,“五山”是白龙太子山、大脊山、青石山、雅谷山、金山等五条山脉,“三水”是天门河及其主要支流司马河、青木河等水系,因而五三农场这一名称恰与“五山三水”的自然面貌相吻合。
     (二)五三农场开发建设
     1、初创时期
     试耕第一犁。百里荒原,遍地是茅草,开荒生产第一件事就是要消灭茅草。当时,全场职工住的、睡的、烧的都要用茅草,还要用茅草肥田,开拓者们就人手一把镰刀、一条扁担、两根绳子,向茅草进军,既要消灭茅草,又要利用茅草,变害为利,变废为宝,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战天斗地。1952年12月下旬,农场成立机耕小组,元旦试耕。试耕在下洋港北边的荒地里进行,这天,风和日丽,是湖北冬天少有的好天气。总场的同志们来了,附近的群众也来了,很多人是第一次看见拖拉机,大家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试耕开始了,十台拖拉机一字排开,机手一踩油门,拖拉机轰隆隆地向前驶去,犁铧轻轻插入地中,瞬间翻起大块大块的泥土,一行行向前延伸,宛如条条浪花绽开在莽莽荒原上。拖拉机发出有力的轰鸣声,它宣告着荒原的新生。试耕成功了!垦荒的战斗打响了!二十余台拖拉机日夜奋战在荒原上,仅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全场就完成了近四万亩的垦荒任务。当年就种上了棉花、黄豆、花生和水稻等农作物,并获得了好收成。
     农场要建设就需要大批建设者,1954年5月,农场从应城、云梦、黄陂、孝感、钟祥、荆门等县,招收农业工人1000多人。1958年2月,河南沈丘柘城和山东省东明等县,有计划迁来农业工人3000来名,同年还大量吸收大批河南南阳、新野、唐河等地的临时工转为正式工人。1959年3月,钟祥县原叶集乡600多人,转到原长滩埠农场,1962年11月,京山县原永隆公社王集、刘集、下洋三个管理区中的一部分生产队正式转入农场。1958年到1972年间,武汉市有四批知识青年1500多人,上海知识青年312人,来场参加生产建设。1972年,从人民大垸农场调来农业工人1000多人。
     国家农垦部认为五三农场在全国办综合性农场有代表性,既有平原,又有丘陵,有高山,有湖沼,有河流,气候南北居中,适宜发展多种经营。1953年初,五三农场邀请华中农学院的教授来场传授植树技术,省里专门调来果树技术人员,全场职工全员上太子山植树,连续三个月共栽种果树2.2万亩,发展森林20万亩。
     建场初期,五三农场与湖北省农林厅直属沙洋牧场合并,成立了畜牧分场,在陈家冲一带大量繁殖奶牛、猪、鸭子,于1953年开始出口。1954年,五三农场发展了四个农业作业区,一个农业分场,一个林园场,一个畜牧场,建成了一个农、林、牧、副、渔综合性的农场,全场生产建设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到1957年,全场获得全面大丰收,全年盈利8万元,为建场以来盈利较多的一年。由于长滩、何集、蒋湖、太子山分别建立独立场,全场耕地面积由上年的8.7万亩减到5.7万亩,总产值却由上年的348万元增长到364万元。
    2、“大跃进”与调整恢复发展时期

    1958年,农场成立国营五三农场管理处,下设六个独立场、一个试验站,实行独立核算,提出“大跃进”的口号。这一年是在“大跃进”的“左倾”口号影响下开展工作的,全年财务亏损达179万元,主要原因是放松了成本核算工作,总场改为管理处后,财权下放,出现不顾成本盲目开支的情况,生产工作浮夸,大量吸收流散人口,大大增加了工资开支和口粮供应,成为建场以来财务亏损最多的一年。1961年以后,农场开展以反“五风”(“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特殊化风)为中心内容的整风运动,总结“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贯彻调整经济的方针,进行生产体制调整,进一步建立和健全了“包、定、奖”责任制以及田间生产岗位责任制,克服了“大跃进”以来经营管理工作中的混乱现象,建立起正常的生产秩序,因地制宜执行“农业八字宪法”,提出多项切合实际的增产措施,生产事业得到恢复和飞速发展,1965年全场皮棉亩产达120斤,盈利101万元,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垦部颁发的《棉花丰产》奖。
     五三农场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农林牧鱼相结合,农工商运综合经营的方针,生产建设取得很大成就,从建场到1985年,全场生产总值累计达5亿元,形成了年产值达7631万元的生产规模,一个欣欣向荣的大型农垦企业,已在原有的百里荒原上兴建起来。三十二年来,五三农场共向国家交售了11688万斤粮食,6113万斤棉花,446万斤油料,20万头肥猪,其中1984年交售粮食1200万斤,皮棉496﹒8万斤,油脂11万斤,肥猪1万头,肥猪、皮棉交售数字,居省属各农场的前列。全场共开垦土地32万亩,拥有4﹒7万人口、2﹒5万名职工,正式经营耕地14万余亩,果茶园1万余亩,林地6万余亩,养殖水面0﹒6万余亩,定型工厂52个,商业网点140个,各种机械设备动力4万马力,载重汽车74辆,农垦村镇100余个,房屋建筑面积82﹒9万平方米。
    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时期
    建场初期,农场工业只有自给型的粮食加工、农机修配和少量的建材生产,直到1978年,工业总产值也只达到1143万元。1983年,五三人大刀阔斧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了工业发展的步伐,逐步形成了“运用现代科学管理手段,实行种养加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经营”的农垦特色,开发出了以罐头食品、糖果饮料、中西成药、建材装饰等12大系列、数百种产品。
    1984年农场筹资1200万元兴建了五三罐头厂,年产罐头过万吨,所产的11种拳头产品获得省、部优质产品称号,行销北美、东欧、日本及东南亚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撑起了湖北省食品罐头出口的半壁江山。所生产的11种罐头产品获得省、部优质产品称号,行销北美、东欧、日本及东南亚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出口量曾一度占湖北省食品罐头出口总量的五分之三,最好年份产值过亿元、创外汇4000美元,创利润2000多万元,成为农场经济的龙头和支柱。
    1984年成立了五三畜禽公司。经过多年发展,逐步成为拥有总产值3000万元的大型工业化养殖企业,其规模化、专业化、工厂化程度为湖北农垦之最,全省同行之首,其拳头产品“陈湾”优质瘦肉型商品活大猪在香港市场挂牌销售,累计出口创汇超过4000多万美元。
    1988年投资建成现代化制药企业。放眼海内外市场,立足本地自然资源,适度发展特种加工业是五三农场工业的又一特色。农场根据本地资源优势,于1988年投资一千多万元,建起了拥有片剂、冲剂、口服液等6条生产线的现代化制药企业,生产出60多个品种的中西成药。所产大蒜素胶囊、盐酸克林霉素胶囊及自主研制开发的“金龙舒胆颗粒”等药品获得优质产品称号。
    1992年农场又投资1800万元兴建了湖北农垦规模最大的棉花加工总厂,该厂定为农业部棉花良种加工重点企业,并成为农场建设的龙头和支柱。
    1995年,农场根据场内拥有的中南地区最大规模梅花鹿养殖场的优势,建立了“湖北奥其乐集团”,其梅花鹿系列产品成为抢手货,奥其乐鹿系列酒还获得了中国新技术新产品博览会金奖。
    4、进入新世纪时期
    在新旧世纪之交,由于体制不顺、包袱沉重等原因,农场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严重滞后,经济发展一度陷入底谷。然而困难挡不住五三人奋发进取的步伐,2000年,为了全面恢复提升农场的经济发展,五三农场明确提出,在稳定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全面实施“兴工富区”战略,大力推动县域经济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农场以企业改制、盘活工业存量为基础,以招商引资为主线,以经济环境建设为保证,全面打响了提升工业化水平,带动全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的战役,吹响了五三人二次创业的号角。五三农场加快了工业产权制度改革,按照县域经济民营化的方向,把“三改一加强”结合起来,通过资本营运,重组联接,技术创新壮大骨干企业,把死企业盘活、亏损企业盘盈、大的盘大、土的盘洋。2003年9月份,37家场办企业已基本完成了产权制度改革,重新焕发了生机。在练好“内功”的同时,农场巧借外力,把招商引资当作经济工作的第一要务,通过不断引进外资,吸纳社会资金,启动民间资金来扩大投入。招商引资坚持以农副产品、化工、奶制品为主,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以传统的特色工业为主,延长农业产业化的链条。以优势资源招商、以存量资产招商、以项目和真诚招商。并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努力营造亲商、安商、富商的发展氛围。筑巢引得金凤来,2007年,全场实现工业总产值12768万元,比1978年增长了11.1倍;完成销售收入12461万元,同比增长61%,上交税金235.4万元,同比增长18.6%,实现利润275.8万元,表明管理区的工业生产已经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2007年,全工业主要指标产值、增加值、利润和税收都有大幅度的增长。实现年产值41500万元,同比增长28.8%。实现年增加值12900万元,同比增长33.7%。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发展速度加快,实现产值27780万元,增加值10500万元,分别同比增长45.1%、70.6%。
     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2007年,农场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支撑,形成了医药、化工、食品的三大产业发展的新格局。全场规模以上企业增至13家,今年新增了白鹿春实业、绿香米业、五三联营、华盛卫生制品4家规模企业。现在我区有金五三食品、白鹿春实业等6家省、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规模以上企业中占有半壁江山。
    发展后劲进一步增强。2007年,全场工业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180万元,同比增长89.1%;亚卫江峰药业、库神化工、华盛卫生制品、金丽彩印等规模企业投入技改资金1000余万元,既增强了企业竞争力,又为全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全区规模以上企业基本上按照以销定产原则,实行订单生产和来料加工,没有产销矛盾,产销率平均达99%以上。
    名牌建设逐步取得突破。2007年,亚卫江峰、陈湾、白鹿春等企业被湖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授予“湖北省精品名牌产品”称号,一改我区企业“地方知名”“省内无名”的窘态。
民营经济逐步得到发展。民营经济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方向和主体。2007年,农场大力推进民营化进程,构建工业发展新格局。通过抓好政策扶持,积极改善经营环境,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催生繁衍一批民营企业。同时,管理区正确引导民营企业不断适应市场需求,推动民间资本更多地进入工业领域,扩大“兴工富场”的创业队伍。2007年,全场民营企业超过30家,民营经济总量近1个亿,民营经济的发展为农场带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
     (三)五三农垦精神
     五三农垦精神,是农垦创业者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无私奉献的开拓精神,攻坚克难的团结精神,对于建设中国农谷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1、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五三农场由水泽荒原密布的百里无人区,发展成为一个欣欣向荣的现代工农业发展的地区,靠的就是全国各地来的开拓者、建设者,他们几十年如一日,为开垦农场呕心沥血,战天斗地。创业是艰难的,开荒工作日以继夜,车不停,人轮休,吃住都在拖车工棚上,当时,无论是农工还是机务工,也不论是干部还是大学生,身居草棚,脚穿草鞋,吃的是萝卜干,睡的是芦苇床,生活虽然艰苦,但大家精神饱满,把自己的青春与荒原的美好前途紧密联系起来。场长周季方,政委黄宏儒,工会主席杨士荣,这些南征北战的老同志,与工人打成一片,同工人同吃同住,一起劳动。大家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向荒草湖泊进军。垦荒的战斗打响后,20余台拖拉机日夜奋战在荒原上,在天寒地冻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机手们个个是英雄汉,他们吃大苦,耐大劳,你追我赶,暗中竞赛,一机一天平均开荒60多亩。拖拉机手曹子伟和蒋文竟创下一天126亩和114亩的最高纪录。农工们冒寒风,流热汗,战天斗地,人均每天开荒一亩左右。仅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全场就完成了近4万亩的垦荒任务,当年就种上了棉花、黄豆、花生和水稻等农作物,并获得了好收成。
     2、无私奉献,勇于开拓。在奋斗开拓农场过程中,五三拓荒者贡献了青春,贡献了生命,贡献了几代人,“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无私奉献精神就是五三拓荒者的真实写照。五三开拓者披荆斩棘,与天斗,与地斗,让昔日的不毛之地变为湖北人民的大粮仓,在百里荒原上生长出棉花、大豆、小麦和水稻,现在看是常识,但是在五十年代,确是前无古人,是一种新的开拓,需要勇气和毅力。农垦的开拓精神,不仅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上,而且还表现在经营管理方式更新上,国营农场建立之初,别具一格,不仅从事农业生产,而且发展农工商的综合经营,搞工业、商业、运输业、建筑业,形成了湖北省农垦企业发展的新特点。
     3、攻坚克难,团结一心。漫步在广袤平坦,旱涝保收的肥田沃土上,从五三历史中走过来的人就会浮现出这样一幅幅图景:1954年夏,长江水位猛涨,汉江水势很高,为湖北百年未遇大水,襄河险情严重,堤身有一个二十米长的大缺口,大水汹涌而入,五三人组成千余人的人墙,堵了四个多小时才脱险。为了在这块荒野上站住脚,不被洪水赶走,兴修水库迫在眉睫。在修建水库中,蚂蟥、蚊虫、蚂蚁和蝗虫四处横益,灌木、杂草丛生的河床不见天日,但五三人咬紧牙关,携手共进,用“指甲锹”一锹一锹将污泥从渠底抛向渠岸开挖出来;寒风刺骨,雨雪纷纷,大家赤脚上阵,冲锋在前,再苦再难,也按时出工;1954年的冬天是湖北三十多年来罕见的严寒天气,温度达到零下20度左右,大雪封山,工地缺粮,器材和基建物质均运不进去,农场就组成链轨拖拉机,将生活物质和建筑器材等供应上去。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和京山、钟祥、天门、钟祥和沙洋农场调来的万名大军的艰苦奋战下,从1953年到1955年间,五三农场兴建了石龙、石门两座中型以及梭墩、月湖、西湖、何当等小(一)型水库,从此,沙洋襄河以东的数10万亩土地的灌溉、抗洪问题全部得到解决,为子孙后辈开辟出一片美好家园。
     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亲临指教和各方面的支持帮助,以及五三农场干部职工团结一致,艰苦工作,是五三农场顺利建成的重要条件。原国家主席李先念同志在建场初期的三年里,曾三次专程来五三农场指导工作,“变荒地为良田,变荒山为林园,变小路为大路,变小块为大块,搞好五三农场培养人材,起示范作用”,这是李先念同志1954年4月来五三视察时提出的要求。王震部长也多次来场检查和指导工作。
    1953年底1954年初,国务院派武汉市的测量队80多人来场测量,工作将近半年时间,测绘出农场的详图;华中农业大学的教授多次来场指导工作,并安排学生来实习,传播知识;省农业厅供给良种;省水利厅派技术人员来修建水库。同时,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给予了大力支持,京山、天门、钟祥和各地派劳力修水库,帮助修路,建房,供应竹木。中南局撤销时,曾将许多办公桌椅、用具,无偿地送给五三农场。湖北革命大学停办后,省委将原湖北革大医院全体人员和设备,包括干部、医生、护士、医疗器材、床位迁来农场,建设职工医院。省委从各县抽调出千余名干部到五三农场,巩固和加强了干部队伍建设。
     五三农垦事业的发展里程,是一个曲折的战斗里程,经历了成功与失误,胜利与挫折。1953年2月20日,原在湖北省主持工作、原国家主席李先念,亲临垦区挥锹破土,举行奠基典礼。来自五湖四海的农垦战士,餐风宿露、群策群力,在荒滩野岭间,描绘出改天换地的历史画卷,谱写下荒原建场的光辉业绩。经过五三农垦人的艰苦奋斗,开拓建设,在昔日芦苇遮天、钉镙遍地、野兽成群、灾害连绵的百里荒野上,逐步建起了一个以农业为基础、农林牧渔相结合、农工商运综合经营的大型农垦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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